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 　　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之上，美国宗教社会学家斯达克、芬克等提出了宗教研究的经济范式，其基本观点是把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应用在团体或社会层面的宗教现象上，形成了“宗教商品”、“宗教市场的供给/需求”等新的学术概念。他们认为“在一些主要元素上，任何社会的宗教子系统跟世俗经济子系统完全类似：两者都包括有价值的产品的供求互动。宗教经济的构成包括现有的和潜在的信徒（需求）市场，寻求服务于这个市场的一些组织（供应者）以及不同的组织所提供的宗教教义和实践（产品）。”（斯达克、芬克，2004：44）而根据艾纳孔（Innaccone）的解释，由于宗教商品所对应的是超自然的力量，相较于一般商品的选择，宗教商品较难有明确的评估，也具有较高的风险性（Innaccone，1992）。针对宗教商品的这一特性，作为宗教市场中供方的各类宗教团体所提供的宗教活动会通过严格的规定与不同的活动取向，表现出其排他性与商品区隔，藉由这些特性的突显使民众在宗教市场中能有选择依据。然而将问题回到宗教市场，尽管宗教商品的特色与限制让民众有所比较，但宗教活动提供的是信仰、情感与超自然等产品，其风险性是民众自身难以评估的。在这种背景下，从事宗教活动的信徒的社会网络在克服行动者对于选择宗教活动的风险性上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也使得社会网络成为解释民众宗教行为的一项重要路进。 　　社会网络将日常生活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网络中的连结，同时也是在相似的社会环境背景下将彼此之间的互动网络串连起来。而社会网络成为宗教活动中的关键主要有几点因素，第一即为艾纳孔所说的宗教商品特性，宗教商品所依赖的是超自然的力量，而这种商品的存在和效用的检证相当程度上要依靠信任关系，藉由熟识的社会网络介绍，以人脉关系的保证克服风险，从而让宗教活动顺利的传播。其次，社会网络也隐含社会交换的考虑，社会网络不仅是一种信任的依存，更是一种互助的体系，在这网络之中所谓的人情考虑即是对自身付出成本的评估，人际中的成本/效益虽然难以衡量，但却极具重要性。另外中国社会向来是个重视人情世故和人际和谐的社会，人情网络弥漫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统摄性”的社会规范，所以当宗教活动运用社会网络的人情作为说服，便能引起相当的动员。而宗教活动中社会网络另一项效用即是宗教资本的产生，由于对宗教活动的参与，与时俱增的情感与文化投资构成了宗教资本（类似社会资本），也因此建立了坚固的社会网络，当宗教资本愈大，人们就愈不可能改变他的信仰和宗教活动习惯，对于宗教活动也会持续的参与（斯达克、芬克，2004）。在解释宗教信仰与宗教活动的参与上，社会网络的拉力是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度的，因为社会网络的信任能够解决宗教风险的问题，也顾及人情关系的考虑。而在参与宗教团体之后，也因为参与宗教活动而产生另一社会网络，并且同时实现着宗教资本的累积，当宗教活动与外界有所冲击时，这些社会网络与宗教资本便能集合起来支持教团，这一过程不只是宗教集体情感、集体亢奋的运作，宗教中的社会网络更是行动者理性选择的结果，包含着社会资本的投入与社会网络的经营。 　　就放生行为这一宗教活动而言，社会网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还主要集中在动员层次上。因为在用社会网络解释民众的宗教参与时，必须注意民众对宗教的“偏好”，很大程度上民众对放生活动的参与是出于民间信仰中的巫术和追求灵验性的功利性格，“灵则传”成为放生活动应用社会网络来招募信众的基本方法；或者说解决信任问题是社会网络在放生活动的传播过程中最为至关重要的功能，而至于通过放生活动能否实现情感与文化投资进而增进宗教资本则似乎不能通过社会网络来实现，就这一点而言和其他宗教团体及其活动呈现出了相当不同的一个重要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