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选择

理性选择 　　长期以来传统宗教研究的出发点认为宗教是虚假的，并且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会使得宗教进一步世俗化进而最终导致其消失。宗教是被当作一种神秘和形而上的精神意义存在的，是建立在个人的认同和思想行为模式之上的，价值的赋予和自身的获取并不是可以被明确的测量和告知表达出现，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受益”摆在那边可供检验。Stark&Bainbridge认为这种宗教研究的模式缺乏科学性，偏见太重，尤其太受到无神论的影响，导致其研究的出发点并不是要去了解宗教的本质与后果，而只是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证明宗教是真是假、进而推论出信教的人是无知与非理性上，并提出理性选择论（Stark&Bainbridge，1985）。理性选择论基本预设是：人们的宗教选择跟做其它的选择所采取的方式是一样的，即“回报”和“代价”的权衡，也就是说信徒在所有可以接收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范围内，与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并在他们的喜好和趣味的引导下，信徒试图作理性选择。而从事宗教活动到底给予人们什么样的“回报”呢？回报或代价的种类，包括物质的、心理的，甚至包括一些现实社会中不存在的回报，在跟神交换时，人们愿意为被认为更可靠且灵验范围更大的神支付更高的价格。神灵的“范围”是指他们的能力的多样性和影响的幅度，神灵的范围越大，且越容易响应，他们就越可能提供彼世的回报。反之，小范围的神灵提供的只是现世的回报。Stark认为来世的回报是所有宗教回报中最有价值、最吸引人的回报，人们愿意接受一个延长的交换体，信徒们愿意在一个长时期内定期付款，常常是直到死为止，因此信徒需要严格的教义来支持他们的付出，以及坚强的论述来确保他们来世会有福报，所以外国宗教教义越严格的教派成长的速度就越快。 　　但中国的民间信仰似乎和Stark的理论有异，对于绝大多数民间信仰者来说，放生活动的功德是最大且最迅速的，其改变命运的力量最为显著，这里反而点出了中国民间信仰功利性的特色，信徒们倾向于“迅速的”、“灵验性高”、“现世”的宗教回报，而不是需要长时间付出才能获得的彼世回报（罗伟虹，1994）。这种浓厚的功利主义特征反映在对神诋及其祭祀活动的选择上，只要是灵验或可以使信众有所感应的神诋或祭祀活动，就可以成为朝拜供奉的对象之一。所以在中国人的日常信仰系统当中反而是教义越松、越强调功利性的教派成长得最迅速，而绝大多数的宗教信仰者也都可以算是民间信仰内的一环。事实上这也反应了东西方人在宗教信仰的理性选择过程中“理性”的不同涵义，西方人所说的理性类似于韦伯所说的“价值理性”，理性与否在于人们的手段与动机，而不在于他的目标；而中国人在宗教信仰过程中进行理性选择的“理性”则更多的偏重于“目的理性”，也自然容易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按照理性选择理论当中对“理性”侧重涵义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参与放生活动的信徒们依动机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基于追求来世的回报，因为佛教教义护生观念的驱使而参加护生活动，其宗教资本较高；第二类是出于追求现世的回报，在宗教团体或其他商业机构鼓吹放生可以获得立即迅速的回报而参加放生，其宗教资本较低。由于理性选择动机的不同，当他们的放生活动遇到环保问题时，其反应的模式也自然不同。前者因为注重来世的回报，需要长时间的付出，所以对于教义的要求会比较严谨，加上其出发点较接近佛教“护生观”的概念，因此当放生者知道放生活动会带来一系列的环保问题，这类放生者比较有可能进行反思，进而放弃放生或是改为较为科学合理的放生方式。而后者因为是出自于自利，较注重短期的功利，或是个人积德的工具，因此当面对环保问题及公众的诘难时，这类放生者则会采取防卫与不合作的方式。